梁言顺随机抽查旅游景区工业园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2023-07-09]

[37] 关于法官兼职的批准主体，台湾地区法官法的规定可供参照，其第17条规定法官兼任前条以外其他职务者，应经其任职机关同意。

注释: [1]胡雪琴.中国食品立法:从卫生到安全[J].中国经济周刊,2008(17):56-57. [2]孙娟娟. 中国食品安全法治治理十年[N]. 中国医药报,2018-11-02(003). [3]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坚持改革创新。既往研究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角度、引进新的法律制度，但却没有基于旧有食品安全法治理论学术凝练，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45]。

[12]当基因技术进步到可以对食品的性状进行改造，我们迫切地需要基于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理论的法律理性，以规制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可能[13]。在制度竞争层面，比较法学可以完成将欧盟、日本、美国等拥有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国家的制度红利加以内化的重要工作。这对消除以食品安全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的战略意义。其次，随着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在我国不断发展，具有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也开始逐步显现，日臻成熟。食品安全检验体系的技术壁垒日益成为贸易保护的一个替身[36]。

由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地方各级人大执法检查组组长，分别向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做汇报并向社会公布。宏观层面，有学者根据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理论假设，首先，推导在每一个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中行为人的行为均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40] 《法官法》第45条、《检察官法》第46条分别列举了6种予以奖励的情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经过20001年的修订，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化要求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如果在法规范世界中未出现复述性法条之身影，那修订或废止该法条又是多么的简单便捷。[42] 其二是作为中央层面的组织性立法本身务必规定得足够的具体和精细，具有可操作性，否则，任何的授权含糊、权力边界不明或直接实施性不强，都将影响到公权力的履行，进而波及到公民种种正当权益之切实享有。

五、代结语：《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宜细不宜粗 尽管《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此次修订时充分汲取了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成果，但引用性法条、复述性法条、规范性缺失法条及无头型法条大量存在之事实，还是足以证明立志于大修的第三次修订其实还很粗糙，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立法思维惯性。[30] 法官、检察官放下手中的案件去送法下乡或上街普法，此乃至为明显的捞鱼摸虾、误了庄稼，这是法院和检察院长期出现所谓案多人少的原因之一，受法学界诟病已久。

所谓与其职责相适应的工资制度云云，解释的空间过大，缺乏应有的可直接实施性。这种说明性法条往往以定义的体裁为之，只单纯地对系争法律用语给予定义性的说明，而不同时赋予法律效果（即命为一定之行为或授予一确之资格、能力、权限或权利），从而具有不完全性。所谓引用性法条，是指在其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的规定中，须引用其他法律法规的法条。法官法唯有作如此之详细规定，才具有可操作实施性，这种说明性法条才不致于流变为引用性法条。

而所谓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云云，亦面临类似之尴尬。台湾法学家黄茂荣认为，所有的法律规定都应该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即规范性和一般性其实，要求将收益全部返还农村和农民并不现实，也不科学，毕竟土地价值的增长与城市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实践中部分地区以上楼换社保的方式一方面不足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后续生活，另一方面有违宪法物质帮助权的规定。

而对于农村而言，这一原本以保护耕地、推动农村土地整理为目标的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成为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渠道，其农村发展的本位被颠覆。土地财政不是一个孤立的财政现象，它折射出在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巨大的增值收益如何在各级政府、政府的各部门、房地产开发商、农民、城镇购房者之间分配，各方如何博弈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

预期目标能否得到落实，需要有细化的判断标准。如果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引发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国务院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总而言之，城市化的前提是城市化能够给农民带来收益的增高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及就业机会的提升，如果这些预期没有达到，那么这种城市化只是一种空洞的城市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已不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规模化经营才是未来出路。即使增减挂钩政策确能实现其预期目标，但它也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的考量，对于农村稳定和农民权益保护则关注较少。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以复垦耕地的面积作为硬性指标控制无序占用，为占补平衡原则的落实上了一个紧箍套，有效遏制了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肆意占用耕地大搞开发区建设的冲动。由此可见，政策的相关机制应是较为健全的，但问题在于缺乏必要的落实。

投资性市场向消费性市场的转型也成为当前房地产改革的主要方向。随着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关注于耕地资源质量的利用与管理。

由此，掌握了收益分配权的地方政府失去了硬性的约束。可以发现，这一政策虽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以农村、农民的牺牲为发展的助推力的。

据此可以发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与提高耕地质量是该项政策的主要目标。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水利基础设施完好、经过多年施肥的良田被占用，而复垦耕地质量除了面积外，其他各方面都无法与其相比，但耕地质量明显下降，有违耕地保护的实质内涵。

同时，增减挂钩政策对于耕地增加目标的实现，并没有预设相应的防范机制、考核机制和惩罚机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政策对于耕地保护公共利益趣旨的追求。增减挂钩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国土资源部，但仅凭其一纸部门规章，就可无视宪法与物权法中有关宅基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条款，无视中央一系列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从而并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土地财政属于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收入，它对应的是城乡土地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城乡土地极差收益构成了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

但是，完全依靠人为谋划企图一夜之间实现城市化，只能是一种拔苗助长。衡量一项举措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改革收益要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而且改革收益是否得到合理分配，也是重要标准。

有鉴于此，走出上述困境，必须重新认识政策的初衷，以维护农民权利、促进农村发展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而招商引资能否达到预期，关键在于地方经济环境、吸引力及相关配套措施，而这些，并不是任何试点地区都具备的。

就前者而言，传统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城市生活的焦躁、陌生将使农民无所适从，归属感消却，身份认同陷入进退两难。然而，这一政策却在耕地保护、城市化、土地规模化经营、农村和农民权益保护方面遭遇了一系列难题。

姑且不论现实中耕地保护的实质效果如何，单就政策本身而言，这一标准有二：其一，预定目标应贯穿于政策始终，是政策运行的基础，不应只是口号。第三条也指出：挂钩试点工作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保护耕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出发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以优化用地结构和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与以往通过农民工进城打工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化策略不同，通过拆村并居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第一，以维持农村稳定为基础。

而对于国家而言，耕地数量未变甚至有所增加，耕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化，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五、农村、农民权益的保障困境 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农民、城市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农民失去了宅基地和自留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亦发生了流转。

应该承认，以提高土地利用价值为手段、集约利用土地为目标的拆村并居运动代表了农村土地整理的基本走向。增减挂钩政策本身也构建了一套包括实体与程序在内的利益平衡机制，以期达到新的平衡。

在由增减挂钩政策所引发的这场拆村并居浪潮背后，却是传统农业文明消无、农民身份转变及生活生产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制度诉求和文化心理骤变等诸多新难题的出现。第二，以维护农民权利、促进农村发展为根本。